永远的父亲
丁兴芳
三年前的一个上午，我正在学校上课，电话里忽然传来邻居急促的声音：
“大哥！你赶紧到家里来，大爸恐怕是不行了，赶紧，赶紧！”没等我详细询问，电话已经挂了。
邻居说的“大爸”就是我的父亲。
我火急火燎地往家里赶，一种不祥之感袭上心头。等赶到家时，屋子里已经挤满了人，看到的父亲就像安详地睡着了一样，任我千呼万唤，他老人家再没有答应我一声……
原来，父亲发现我房背后园子围墙脱了，就拿铁锨和了泥去修补，蹲的时间长了，拾起的猛了，加上高血压，当时晕倒在地，多亏庄里的好心人遇见，第一时间把昏迷不醒的父亲抬上土炕，母亲听见父亲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并且那口气再也没有吸进去……
我们没有做好任何思想准备，也没有任何前兆，父亲就这样离开了他所有的亲人，临终时他一遍一遍地呼喊着我母亲的名字……
那年他82岁。
挥不去的痛苦
事实已经摆在那儿，但我还是不相信父亲已经撒手人寰，离我而去。“剪不断，理还乱。”“载不动，许多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挥不去的痛苦死死缠绕着我，使我不能自拔。
学校宿舍里，刘和刚演唱的《父亲》我听了一个多月，没完没了地听着，任凭眼泪簌簌地往下直流……闭门谢客，不与任何人交流。给学生上课时，不由自主地就切换到父亲的话题，讲到动情处，往往情绪激动，不能自已……
父亲生前的一幕幕就像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一样，久久浮现在我眼前……
和父亲的最后一次对话
父亲去世前三天我和他有一次难忘的对话。
闲谈中我莫名的问父亲一个问题：“爸，您今年82了。如果现在您突然不在了，会有什么放不下的吗？”
父亲想了想，回答说：“放不下的倒是没有，不过社会这么好，我还不想死！如果东子能找个像样的工作，强子能考到甘谷二中，我这一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说到这儿，父亲略微顿了顿，然后补充道：“哎呀，东子还有多长时间就毕业？”我说，一个多月，父亲叹息道：“一个多月？不知我能不能等到……”（东子是我的大儿子，强子是我侄子）
接着，父亲又说起他经常在我面前念叨的那个话题，就是我家祖坟的问题。要我一定跟地邻沟通好，兑一绺地过来，把坟园弄宽展，再栽上几棵柏树，以遮挡坟园东面的那条箭一样射过来的土路（阴阳先生所谓的“土箭”）……我平时不大相信迷信，因而对父亲的这个建议无动于衷。父亲念叨的次数太多，我就不耐其烦，父亲的话还没有说完就索性不辞而别了，没想到这一次就是永别！可恨我为什么没有在父亲活着的时候痛痛快快地答应他那点可怜的要求？——留给我的只有无边的悔恨。
事实上，东子一毕业就考取了国家公务员，强子也顺利考入甘谷二中，可是这些喜讯再不能经由父亲的口吻传遍乡里乡外。之前，我的三个孩子先后步入大学校门，我的父亲走哪儿宣哪儿，乐此不疲。那是他的骄傲啊！
父亲的特长
在同龄人当中，我的父亲可谓是个“能人”。他的“能”不在体力劳动，而在脑力方面。
虽然父亲只读了短短两年的“完小”，但在当时却是庄间少有的“识字人”，代笔写信，记工，记账，读报纸，那是他的专利，没有人少求他。拿起从新华书店购买的秦腔剧本小册子，头抵在枕头上，道白、唱腔、文武场面等由他一个人担当，一本戏看完，可以从头到尾讲给我们听。诸如《赶坡》、《游龟山》、《打柴劝弟》、《花亭相会》、《辕门斩子》等戏，父亲如数家珍，里面的唱词往往随手拈来，都给我们灌了耳音……我先前的喜欢戏曲就是受了父亲的熏陶，我的音乐细胞里流淌的也是父亲的血液啊。不但如此，父亲还是村里秧歌主力，他的秧歌吐字清晰、入板、滋润，高音铿锵有力，低音沉稳悠扬，男扮女装，惟妙惟肖。他主演的《花亭相会》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令同行赞口不绝！他还无师自通学会拉二胡，自拉自唱，其乐无穷。
没有什么活儿能挡得住父亲那双灵巧的手。铁锨、镢头、扫竹不用说，斧头、推刨、大锯、凿子，泥逼、瓦刀、抹子、刮尺、灰板，样样他都拿得起放得下。虽说他既不是木匠瓦工，又不是泥水匠，但我老家南北西三面的十五间瓦房都是他亲手盖成。墙壁里外光泥也是他一个人裹上的，从筛麦衣、和泥、插泥、沤泥、拆泥到上光，整个过程，母亲只不过是个搭手。父亲的许多工具都是自制，包括他常拉的那把古老的二胡。
父亲扶我走上求学之路
听母亲说，我一生下来就是个病团团。当时，丁家湾的医生很少，又治不好我的病。那时交通极不方便，走路全靠步行。方圆能给我看病的，就是原康家滩公社庙滩大队演家沟村的杨建斌大夫。杨大夫的家距离我家有二十多里山路，但不论白天黑夜，他都有可能不在家，因为他常常出诊。所以，我的父母亲得轮流抱着我去找杨大夫。往往是杨大夫前脚走了，我父母后脚才跟进，看一次病不知道要走多少山路。足迹踏遍方圆一二十里的村庄。
有一次，当行进至窝铺岘大队冶山边村附近时，母亲发现我没气了，于是放置在靠墙根，观察许久，还是不见动静——母亲开始哭，原来她以为我死了；父亲存了侥幸心理抱起我往杨大夫家跑。经过杨大夫的极力抢救，第二天早上我终于活了过来。那年我一岁多。
随着我年龄的增加，体重也见长。参与抱我看病的还有康家滩公社阳坡村的俩姑姑，靠了她们的苦累，才捡我一条性命。整整七年，父母都行走在我为看病的艰辛道路上，其中的担心、操劳、心酸、恐惧等等不言而喻。家庭也因此债台高筑。
我是七岁上的学。拔了药罐子，背起书包，父亲便是我的启蒙老师。他虽然只读了窝铺岘完小的二年级，但是还是当了西庄大队的会计、记工员，而且一当就是十几年。我的新书，第一时间都是父亲用牛皮纸包好书皮，整齐地压在枕头底下，等到书皮舒展了，再在封面题上我的名字——这很令我的同学们羡慕不已。写生字、算算术、打算盘、背乘法口诀都是父亲抽空来教我。加上我自幼爱学习，所以学习成绩一直在班级遥遥领先。但是，那是个不讲学习成绩的时代，学生没有“三好学生”之说，只有“劳动模范”奖励。尽管这样，父亲没有放松对我念书的要求和支持！现在想来，父亲在那时能做到那样，已经是多么的了不起。至今令我不安的是，为了我的继续念书，妹妹和弟弟只读了两年书就去拔草、放羊、挣工分！父亲也经常悔恨自己的这个错误决定。那时实在太穷，拿不出五毛或者两块钱的学费，上学没有干粮，包产到户之前全家人甚至吃不饱饭。一切节俭都是为了省下一点点口粮，使我上学时书包里能装点熟面之类的东西，以便充饥。而熟面里最好的原料就是*豆，其次是洋麦、猫儿草草籽之类，饿急了吃起来也香。现在的孩子肯定是难以下咽了。村里人成群结队去陕西、青海、宁夏等地逃荒讨饭，其中就有我的父亲母亲，他们轮流着去讨饭，养活我们兄妹仨……
好在年高考制度恢复，中考制度随即建立，年，家乡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农民的孩子开始扬眉吐气！父亲信心倍增，积极主动和我的所有任课老师取得联系，